沙巴文莱旅游 超乎预期的文莱及沙巴之旅
晚上8点后，整座城市就像被按了静音键。
这是我在文莱斯里巴加湾市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的真实感受。2025年3月8日，文莱移民局正式发布公告，对中国公民实施14天免签政策——消息传出来的时候，朋友圈里一片欢呼：“石油富国终于对我们敞开了！”“东南亚最后一个秘境！”可当我真正落地之后才发现，宣传里那个“富庶天堂”的滤镜，碎得比我想象中快得多。
免签是真的，福利是真的，但“不敢去”的念头，也是真的。
第一晚，我盯着消防指示灯看了很久
到文莱的第一个晚上，我住在斯里巴加湾市一家酒店。窗外没有车声，没有人声，连空调的嗡鸣都像是被刻意调小了音量。我翻身的时候，听见自己的心跳。晚上9点刚过，楼下街道已经空得像凌晨三点。
我打开手机地图，把附近区域放大到最大比例，想找一个还开着的地方。没有。没有24小时便利店，没有深夜食堂，连麦当劳都贴着“营业至晚11点”的告示。唯一还在发光的，是远处一座清真寺的塔尖。
文莱全国没有酒吧，没有夜店，没有KTV。酒精禁售，公共场所禁烟，罚款最高500文莱元——折合人民币超过2600块。我在街上走了一圈，除了零星几家还在收拾的餐厅和一个亮着灯的加油站，整座城市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。
我回到酒店，打开冰箱想找一瓶水。矿泉水标价6文莱元——31块钱一瓶。我没舍得动，拧开水龙头接了一杯。文莱的自来水达到直饮标准，这大概是石油国家最后的体面。
那一晚我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上的消防指示灯，开始怀疑自己来文莱的决定。
第二天，我把所有景点逛完了
第一天上午，我打卡了奥马尔阿里赛义夫丁清真寺。金色穹顶映在人工湖面上，白色大理石在阳光下亮得晃眼。好看，是真的好看。但整个广场上除了我和三个游客，就只剩下一个扫地的工人。唰、唰、唰——扫帚摩擦地面的声音在这片空旷里被放大了好几倍，像是整座城市唯一的心跳。
下午去了杰米清真寺和皇家王权博物馆。傍晚坐水上出租车去了甘榜亚逸——文莱河上那座存在了超过1000年的水上村落，如今仍有近3万人住在高脚木屋里。学校、清真寺、加油站，全在水上。船夫的驾驶技术精准到可以把船头贴在你家门口的木梯子边上，误差不超过30厘米。
第二天上午，我去了一趟乌鲁淡布隆国家公园。雨林徒步、观鸟、在浑浊的河水里泡了泡脚——这些体验确实值得。但下午三点回到市区之后，我发现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：所有计划内的景点，已经全部走完了。
我打开手机翻攻略。文莱能叫得上名字的景点，两只手数得过来。剩下的三天怎么过？
剩下三天，我在商场数吊牌
第三天早上，我站在酒店门口，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
The Mall是文莱最大的购物中心，里面最好卖的牌子是优衣库。我逛了两圈，用时47分钟。女佣市场倒是有点意思，各种水果、蔬菜和手工艺品堆在河边，但下午四点多就开始收摊了。加东夜市是文莱为数不多能被称作“热闹”的地方——烤鸡翅、椰浆饭、沙爹串，甜辣酱汁裹着炭火香气，好吃是真好吃。但晚上八点半一过，摊主们就开始收家伙了。我问一个卖烤鸡翅的马来大叔为什么这么早收摊，他反问我：“十点以后没人了啊，开着干嘛？”
我算了一下时间。第一天晚上8点感到无聊，第二天下午3点逛完所有景点，第三天早上开始进入“我到底在这儿干嘛”的哲学状态。我不想改签——显得自己太没出息了。但第四天下午，我已经开始在星巴克里数对面那桌女孩拍了多少张照片。十五分钟。一杯星冰乐，三个戴头巾的女孩，拍了十五分钟。
101块人民币一杯的拿铁，我喝得手指发抖。不是因为贵，是因为我发现，这是我整个下午唯一能做的事。
孤独不是没人陪，是没人需要你着急
在文莱的第四天，我遇见了一个出租车司机，马来西亚华人，在文莱开了7年车。他说，文莱本地人的娱乐方式很简单——开车去隔壁马来西亚的砂拉越。两个小时车程，那边什么都有：酒、夜店、商场开到晚上十点。周五下午通关的车排到两公里长。
“一个人周末花多少？”我问。
“少的几百文莱元，多的两三千。换成人民币一万多块。一个周末花掉。”
有钱没地方花。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精准的描述。
文莱的人均GDP超过3.5万美元，排在世界前列。公民享受免费教育、免费医疗、住房补贴，电费水费都有大额补贴。92号汽油每升0.53文莱元沙巴文莱旅游——折合人民币不到3块钱。加满一辆V8的雷克萨斯，不到45文莱元。但问题是，加满油之后，你开去哪儿？
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，但每一个人都不需要太多。平均到社会进入了某种温吞的、半睡半醒的状态。没有穷人，没有流浪汉，没有那种让你一眼就看到的“匮乏”——但也没有那种让你觉得“今夜必须发生点什么”的冲动。欲望还没长出来，就已经被填满了。
我开始学着和自己待着
第四天晚上，我又去了一趟加东夜市，买了5对烤鸡翅。1.5文莱元一对，皮脆肉嫩，酱汁甜辣带着椰浆香气。摊主阿里问我从哪儿来，我说中国。他愣了一下：“一个人来文莱玩？”那个表情——礼貌，困惑，但又不好意思多问——跟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听到我说“旅游”时的表情一模一样。
我开始换一种方式看待这座城市。清晨四点多的宣礼声从四面八方的扩音器里同时涌出来，不像“响”，更像是“满”——把每一寸空气都灌满。水上村的木栈道吱吱呀呀，孩子们放学后在河岸边踢球，老人坐在门口拆贝壳，穿着马来长袍的妇女在市场里慢悠悠地挑着香蕉。没有人赶时间，没有人看手机，没有人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