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所有人物、情节、生活经历、场景故事均为纯架空文学虚构创作，无任何现实原型，不映射真实事件、家庭关系、婚恋与职场情况，仅作文学休闲赏析，请读者理性阅读、切勿对号入座、过度解读。

楔子：我常坐在阳台看落日熔金，把整个迪拜的天际线烧成橘红色。哈利法塔在不远处静默矗立，像一根银针刺入暮色。这城市美得不太真实，像谁用黄金和玻璃搭出来的舞台布景，而我穿着真丝睡袍坐在台上，演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只是偶尔，晚风从波斯湾那面吹过来，带着咸腥的水汽，会让我恍惚想起黄浦江的风——想起十六铺码头卖栀子花的老太太，想起弄堂里晾衣竿上滴水的碎花被单，想起那碗两块五的葱油拌面。那些细碎的、不值钱的东西，如今在我脑子里比钻石还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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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弄堂里的栀子花

我叫顾清漪，一九七八年生在上海黄浦区一条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的弄堂里。爹娘都是纺织厂工人，三班倒那种，我从小跟着外婆长大。外婆没念过书，但认得栀子花，每年五月总在窗台摆一只搪瓷缸，插几朵从菜场门口老太太篮子里买来的栀子，白生生的，香气霸道得压过隔壁红烧肉的酱味。

弄堂生活没什么秘密可言。张家姆妈晾的裤衩被风吹到李家窗台上，赵家爷叔夜里咳嗽两声，整条弄堂都听得见。小孩子在晒台追逐，木地板咯吱咯吱响，大人在底下骂："小赤佬，轻点！"那种嘈杂的、拥挤的、带着油烟味的生活，我当时恨透了。我羡慕住新式里弄的同学，羡慕她们家独立卫生间，羡慕她们有钢琴学。我的童年愿望朴素得可怜——想有一个带锁的房间，想关上门没人能推开来。

一九九七年，我考进上海外国语大学念阿拉伯语。选这专业纯粹因为分数够，爹娘也不懂，觉得"小语种稀罕"。大学四年，我在松江校区把舌头卷成各种奇怪的弧度，发那些对中国人来说近乎不可能的音节。阿拉伯语难，难到有一阵我满嘴溃疡，做梦都梦见字母在咬我舌头。但我熬过来了。二〇〇一年毕业，我进了虹桥一家外贸公司，做中东市场跟单。那一年世贸大厦倒掉，上海正在申办世博会，到处都在拆老房子。我家那条弄堂也挂了"拆"字，外婆去世前一个月还在窗台上摆栀子花，走了以后搪瓷缸空了，我拿起来看，底下一圈锈斑，像年轮。

第一次见哈立德是在公司样品间。他是迪拜一个建材商的采购代表，三十出头，留修剪整齐的络腮胡，穿月白色阿拉伯长袍，头戴红格子头箍——在办公室里很扎眼。我负责给他介绍产品参数，用磕磕巴巴的阿拉伯语，他听着忽然笑："你的口音像开罗菜市场的大妈。"我脸涨通红，他又补一句："不过菜市场大妈比你自信。"

合作持续了半年，他每月飞一次上海，每次都点名要我陪同验货。我陪他去过南通的纺织厂、义乌的小商品城、温州的五金作坊。那些地方乱哄哄的，和迪拜过来的他格格不入，但他从不皱眉头，蹲在仓库地上用手摸面料密度，起身时白袍下摆沾了灰也不掸。有次在义乌，中午吃路边摊的炒粉干，辣油溅到他胡子上，我递纸巾，他没接，自己用袖口擦了。我问他："你这样讲究的人，怎么吃得惯这种小摊？"他说："路边的食物有路边的灵魂。酒店餐厅的食物只有厨师。"

他回迪拜后开始给我发邮件。起初是工作，后来渐渐变味——问上海天气，问我周末做什么，说他在办公室看我以前发过的报价单，觉得数字里都有我的影子。零三年的邮件我还存着，在雅虎邮箱的旧文件夹里，语气克制得像在写公文，但每个句号底下都藏着什么。我没回那些暧昧的话，但也没拒绝。说不清为什么，可能是他那双眼睛——琥珀色的，笑的时候眯起来，像沙漠里某种温和的动物。

二〇〇四年秋天他再来上海，约我去外滩三号吃饭。那地方我从没进去过，电梯里的镜面照出我穿着——海宁路小店买的针织衫，牛仔裤洗得发白，和周围裹在羊绒套装里的女人中间隔了好几个阶级。哈立德倒还是一身长袍，坐在法餐厅里像一幅画贴错了框。他切牛排的姿势很熟练，刀叉没发出一点声响。吃到甜点的时候，他忽然把手横过桌子盖在我手背上，手心里有层薄茧，温度高得像发烧。他说："清漪，跟我去迪拜。"

我说："去旅游？"

他摇头："去生活。"

窗外黄浦江上的游船亮着彩灯缓缓挪动，像一只缀满宝石的甲虫。我盯着他的手指，指节粗大，指甲修得干干净净，无名指上没戒指。我认识他两年了，知道他是认真的。但认真到让我抛下上海去迪拜，这念头像一把刀抵在腰上，有点疼，又有点痒。

那晚我没答应。我回弄堂里的出租屋，天花板还在渗水，我用脸盆接着，滴滴答答像倒数的钟。我把哈立德送我的那瓶迪拜带回来的玫瑰精油打开闻，香得发昏，和栀子花的清冽是两回事。

二、沙漠里的游泳池

二〇〇五年三月，我辞了工作，退了房子，跟哈立德飞迪拜。浦东机场送行的只有我妈，我爸说车间走不开。我妈在安检口外面抹眼睛，说："清清，那边热，多带防晒霜。"她塞给我一包栀子花干花，用保鲜袋装着，扎了橡皮筋。我接过来塞进随身包里，薄薄一包，压在我护照上面。过安检的时候我回头看她，她站在人流里缩成一个小黑点，还在挥手。我忽然想起零一年外婆走的时候，她也是这么站在医院走廊尽头挥手——"去吧，去吧，别耽误上班。"外婆一辈子只说上海话，临终前忽然用普通话叫了一声我的名字，字正腔圆，像播音员。

飞机落地迪拜是凌晨四点。哈立德的人来接，黑色雷克萨斯在高速上开到一百六，窗外是浓稠的墨色，偶尔路灯掠过像流星。我贴着车窗往外看，什么都看不真切，只觉得空气里有股砂砾的味道，干燥的，刮喉咙。哈立德在旁边讲电话，阿拉伯语说得又急又快，和在上海陪我吃路边摊的那个人判若两人。我靠回座椅，摸到包里的干花，没打开，隔着一层塑料闻不到香气。

到住处时天蒙蒙亮。那栋别墅在朱美拉岛，三层，奶油色外墙，门口种着棕榈树和一丛丛我没见过的紫色花。院子里有个游泳池，水蓝得不自然，像往池子里倒了洗涤剂。哈立德带我参观——客厅铺波斯手工地毯，水晶吊灯垂下来上海到迪拜旅游像一堆倒挂的冰锥，厨房里的烤箱比我以前住的整个厨房还大，主卧床头镶着金线，卫生间浴缸边上嵌了电视屏幕。我站在主卧落地窗前，外面是阿拉伯湾，海面平静得不像真的，太阳刚从海平线露了个边，把海水染成铜红色。哈立德从后面抱住我，下巴搁在我头顶，说："喜欢吗？"

我说："太大了。"

他笑起来，胸腔震动传到我背上："慢慢就习惯了。"

第一个月我几乎没出门。时差倒不过来，每天凌晨三点醒，睁着眼睛等天亮。别墅里有两个菲律宾女佣，一个叫玛丽，一个叫罗莎，都不会说英语以外的语言。我蹩脚地用英语跟她们交流，告诉她们我不需要帮忙铺床叠被，她们困惑地看着我，第二天依然在我起床前把房间收拾得纤尘不染。我试图自己做饭，厨房里的电磁灶有十二个档位，我研究了半小时没打着火，最后还是罗莎笑着过来帮我拧开。她给我演示怎么用阿拉伯咖啡壶，怎么往咖啡里加豆蔻粉，手势轻柔得像在哄婴儿。

我慢慢发现这栋别墅的奇怪之处：它太大了，大到我常常走着走着就忘了要去哪。走廊两边的装饰画都是沙漠风景——沙丘、骆驼、落日，一望无际的黄色。我看着那些画，想起上海弄堂里的晒台，站上去伸手能碰到对面楼的窗户，邻居从窗口递过来一碗刚出锅的馄饨，碗底还垫着报纸隔热。这里什么都没有。窗外是海，窗内是画，人和人之间隔着一整个波斯湾的距离。

哈立德白天不在家。他的建材公司在迪拜南边，每天出门前他会来吻我额头，像例行公事。晚上他回来得晚，通常八点以后，偶尔更晚。我们在那张能坐下十六个人的餐桌上吃饭，玛丽和罗莎在旁边侍立，盘子撤下去又端上来，一道一道，像某种宗教仪式。哈立德吃饭很安静，几乎不说话，偶尔抬头问我今天做了什么。我说看书、游泳、对着窗户发呆。他点点头，像在听下属汇报工作进度。吃完饭他去书房处理邮件，我去客厅看电视，听不懂阿拉伯语的综艺节目，只能看画面里的人们夸张地笑，笑得我眼睛发酸。

有一次我问他，为什么娶我。他正系领带准备出门，闻言停了一下，琥珀色眼睛在镜子里和我对视。"你不一样，"他说，"上海的那些夜晚，你陪我吃炒粉干，辣油溅到我胡子上，你没笑我。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？"我没说话。他在镜子里笑了一下："意味着你把我当普通人。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这么看我。"

门关上了。我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，脚底下地毯厚得像踩在云上。玛丽从旁边经过，轻声问我需不需要什么。我摇头。她退下去，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。我忽然发现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听见自己脚步声是什么时候了。这房子吃掉了所有声音，也吃掉了我的——我说话越来越少，有时候一整天只跟玛丽说一句"谢谢"，声音哑得像砂纸磨铁。

三、黄金街和空房间

二〇〇五年六月，我开始出门。司机马哈茂德每天送我去迪拜购物中心，我像上班一样准点，十点进去，下午两点出来，不买什么东西，只是走。商场冷气开得足，我穿长袖外套，在那些比上海南京路宽三倍的走廊里来回踱步，像困兽。

黄金街在商场一楼，整条街的橱窗里码着22K的黄金项链、手镯、头饰，金灿灿的晃眼睛。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被镇住了——以前在上海城隍庙见过最大的一条金链子顶多小指粗，这里的每件都像武器。店员看见我东方面孔，用中文招呼："美女看看，打折。"我摇头。他锲而不舍："送老公？自己戴？"我走开了，玻璃橱窗映出我自己的脸，苍白、浮肿，像隔夜泡发的银耳。

更多时候我坐在商场里的咖啡座，点一杯卡布奇诺，看人。迪拜是个看人的好地方，什么人都有——穿黑罩袍只露眼睛的本地女人在LV门口排队，白袍男人拎着三个购物袋跟在后面；金发碧眼的俄罗斯模特挽着大腹便便的老头；菲律宾女佣推着婴儿车，车里坐一个混血小孩，玩具掉了她弯腰去捡，裙摆差点绊倒自己。我坐在那儿观察这些，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混进地球人中间，穿着一身偷来的皮囊。

有一次在洗手间，我听见隔间里两个欧洲女人聊天，声音压低了，但瓷砖回音让每个字都清楚。"……三个月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他说好每周回来，结果上个月只在家三天。""那你打算怎么办？""不知道。但当初签的婚前协议，走的话一分钱拿不到。"她们出来洗手的动作很重，水龙头拧到底，哗哗的。我从隔间里出来，她们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话。镜子里的三个女人都化着精致的妆，嘴唇涂着相近的豆沙色。其中一个转身出去，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，哒、哒、哒，像敲钉子。

那天晚上哈立德回来得早，七点就进了门。我们吃饭，他破天荒地问了我在商场看了什么。我说黄金。他笑着从包里摸出一个丝绒盒子推过来——一条钻石项链，吊坠有指甲盖那么大。他说："今天开会路过，觉得配你。"我看着盒子里闪动的光，想起上海出租屋里那个接漏水的脸盆，一滴一滴的水珠砸在搪瓷面上，碎成更小的水珠。我盖上盒子说谢谢，声音平静得像在确认一份报价单。

他上楼去书房以后，我独自坐在餐厅。玛丽在厨房洗盘子，水声哗啦啦的。我打开项链盒子又合上，打开合上，像某种强迫症。钻石在灯光下跳，跳得我眼睛疼。我忽然很想抽一支烟——我从不抽烟，但那一刻就是需要手指间夹点什么。餐桌正中的水晶花瓶里插着白玫瑰，我抽了一支出来，花瓣在指腹间揉烂了，汁水染黄了我指尖，闻起来有股植物死掉的味道。

深夜我趴在主卧的飘窗上看外面的海。波斯湾的夜晚比白天安静，只偶尔有一艘亮灯的货轮缓慢经过，像萤火虫爬过绸缎。我想起黄浦江的夜航船，想起外滩的汽笛声——那种闷闷的、穿透力极强的低音，隔着几条马路都听得到。这里的海不出声。它太乖了，乖得像一幅画，一个屏保。

哈立德半夜醒来发现我不在，出来找我。他站在飘窗后面看我，光着脚，穿灰色棉睡袍，头发乱糟糟的。我没回头，但能从玻璃的反光里看见他。他说："你在想上海？"我说："你睡吧。"他没走，在我身后站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已经离开了，才听见他轻声说："清漪，你也可以像她们那样——像其他外籍妻子那样，逛街、做SPA、开派对。你不需要总是一个人待着。"

我忽然转过头看他。他的眼睛在月光下变成灰琥珀色，里面有担忧，也有困惑。他在说真心话——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让我开心。我嫁给他以前以为他什么都懂，后来发现他在自己的生活里游刃有余，可我的生活他完全陌生。就像他永远分不清栀子花和茉莉，在我看来差别那么大，在他眼里都是"白色香花"。

我说："好，明天我去做SPA。"

他笑了，伸手揉我头发，像揉一只终于肯进食的猫。我让他揉，一动不动。窗玻璃上印着两个模糊的影子，一个站着，一个坐着，挨得很近，但中间隔着整个波斯湾的海水。

四、白袍下的纱巾

二〇〇五年底，哈立德带我去他家族的一个聚会。地点在棕榈岛上一栋比我们家还大的别墅里，男人们聚在一楼客厅抽水烟、谈生意，女人们全在二楼。上楼前哈立德把一个黑纱巾递给我，说："意思一下就行，不用蒙脸。"我把纱巾搭在头上，跟着一个女佣上楼，楼梯铺着红地毯，踩上去软得让人发慌。

二楼是个巨大的开放式客厅，地上坐了一圈女人，全穿黑罩袍，只在说话时露出半张脸或一截下巴。她们看见我进来，聊天停顿了一拍，然后继续，像什么都没发生。有人给我指了指角落的位子，我就坐下来。脚底下是丝绒坐垫，面前摆着银盘，上面码着椰枣和杏仁，旁边一壶阿拉伯咖啡冒着热气。

她们在聊天。阿拉伯语说得快，带各种口音，我勉强听懂六成——在说谁家新娶的媳妇太年轻不守规矩，在说珠宝展哪颗钻石该买，在说某个女人生了第七个孩子终于盼来男孩。她们的声音压得低，偶尔有笑声，笑完立刻收敛，像怕被人听见。我端着咖啡杯一口没喝，看她们的手——戒指戴满指节，指甲涂着暗红色，伸出去抓椰枣的时候手腕上一圈金镯子丁零当啷响。

有个穿墨绿罩袍的女人挪过来坐到我旁边，用英语说："你是中国人？"我点头。她说："我嫁过来八年了，从约旦来的。你习惯了吗？"我说还好。她笑了一下，嘴角的弧度很小："我前三年每天晚上都哭。第四年不哭了，因为哭也改变不了什么。"她说完又坐回原位，像什么都没跟我讲过一样。我低头看自己搭在膝头的手，指节泛白，指甲缝里干干净净，没有戒指。

下楼的时候哈立德在楼梯口等我，手里拿着他的车钥匙。女人们从二楼窗户往下看，黑纱巾后面一双双眼睛，我看不清表情。上车后哈立德问我还好么，我说还好。他看着前方开车，过了好一会儿说："我妹妹说你在楼上坐了很久没说话。"我说："我不会聊天。"他点点头："不用勉强。"

车子驶过朱美拉海滩路，路灯在挡风玻璃上投下暖黄色光斑。我望着窗外掠过的棕榈树影子，一棵接一棵，像被谁从路边拔起来又插回去，全部长得一模一样。上海的法桐也整齐，但每棵树的姿态不同——有的歪脖子，有的裂了树皮，有的根把地砖顶起来一块。外婆以前跟我说："树跟人一样，活得年头久了身上就有疤，有疤才认得出是谁。"

晚上回到家，我在卫生间卸妆。镜子里的女人三十不到，眼尾细纹已经很明显，嘴角向下耷拉，不笑的时候自带几分苦相。我把头纱取下来搭在洗手台上，那方黑纱轻飘飘的，像是没什么重量，但它在头顶压了大半个晚上，后脑勺那块头皮到现在还隐隐发麻。我忽然想起弄堂里那些老太太头上戴的绒线帽，冬天洗了晾在窗外，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，瘪下去又鼓起来，像在喘气。

玛丽敲门说先生让我早点休息。我说知道了。她把门带上，脚步声远去。我拧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把脸，没擦，水珠顺着下巴滴到睡衣领口上，洇开一小片深色。镜子里那张湿淋淋的脸看着比刚才顺眼些，至少真实——水是真的，凉也是真的。

五、卡布奇诺和眼泪

二〇〇六年春天，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：每天下午去朱美拉海滩路那家咖啡馆坐两个小时。那家店